各州是如何通过重新定义学术自由来改变高等教育的？

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的历史学教授卡罗尔·赛姆斯是美国大学教授协会校园分会的副会长。赛姆斯与新闻局教育编辑夏丽塔·福雷斯特就一项州立法趋势进行了交谈，该趋势通过重新定义教职员工的学术自由和终身教职制度，正在改变美国的高等教育。

印第安纳州最近通过了一项法律，允许其公立大学拒绝给予那些未能促进“思想多样性”或可能使学生接触到本专业以外意识形态的教职员工终身教职和晋升。这样的法律可能会对教学产生什么影响？ 

学术自由使学者能够在其专业领域内进行研究和教学，无论证据将他们引向何处。它并不预先确定研究的结果应该是什么。学术自由之所以受到保护，是因为它惠及我们的学生和社会整体，使学者能够提出可能挑战既定科学发现、历史叙述或公认的价值和规范观念的难题。

这并不是让学者可以随心所欲地谈论或做任何事情的自由——那是受我们所有人都遵守的法律保护和限制的个人自由。它是在我们专业知识范围内的探究自由，使我们能够根据证据和我们的学科训练，将我们的研究推论到其逻辑结论。

将终身教职与“思想多样性”联系起来，意味着终身教职根本不是为了保护学术自由。相反，终身教职将成为对某人感知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奖励或惩罚。

这些法律似乎基于这样的想法：我预先得出关于我的研究成果将是什么的结论——而不是通过提出一个关于过去发生了什么的精心构思的问题、收集证据并根据这些证据推进我们对历史的理解，从而得出被同行历史学家认为合理且有说服力的答案。

学术自由的概念是如何起源的，以及这样的法律如何重新定义它？

正如我们所理解的那样，学术自由在19世纪和20世纪被编纂成法，正是因为学者们被政府告知有某些事情是他们不能研究的——这限制了人类知识的进步。

印第安纳州的法律通过为思想探究设置框架来逆转这些成果。它还假定某个学者在“思想多样性”谱系上的立场是固定不变的。

二十个或更多州已经颁布了类似的法律。这一趋势是否是高等教育更广泛不满情绪的结果——比如学费成本？

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担忧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越来越昂贵，即使是在那些特别为了地理和经济上的可及性而成立的公立大学也是如此。

公共投资的减少实际上让大学变得更加昂贵，因此让学生和家长对其价值感到担忧。这当然可以助长这种普遍的不信任。

但这些问题并不是由学术自由引起的。相反，它们助长了学术自由的缩减，因为越来越少的学院和大学能够负担得起给教职员工终身教职，从而保护探究的自由。

一些人认为大学校园是自由主义灌输的温床。这些长期存在的担忧是与当前美国的政治气候有关，还是与之无关？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些担忧在保守派中一直在加剧，但由于高等教育的日益多样化，这些担忧正在以新的方式被利用。一些人视为进步的东西，另一些人则视为对传统的威胁，因此这些更加多元化的学术团体面临着失去终身教职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