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2年成为助理教授以来,我已经教授社会科学33年。自1979年我成为大学生以来,我已经研究了社会科学45年,我可以得出结论说,社会学推理构成了我身份最重要的基础。根据我的社会学观点,过去45年来最重要的变化是“孤独者社会”的出现。
“孤独者社会”最准确的指标是“单身家庭”的普遍性。以首尔为例,当我在1980年读大二时,首尔整个人口中单身家庭的比例仅为4.8%。然而,到了2000年,这一比例增加到15.5%,到2022年更是惊人的达到了38.2%。首尔单身家庭的比例与全国比例相差不大。
欧洲是全球单身家庭比例较高的地区。在瑞典,2017年单身家庭的比例超过了家庭总数的50%。同时,丹麦、芬兰和德国的单身家庭占人口的40%。在家庭构成方面,韩国与欧洲国家呈现出相似的趋势。
1985年研究生毕业后,我继续在德国深造。那时,欧洲对我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地方。然而,就家庭构成而言,西方国家目前正在变得越来越像韩国。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和应对这一趋势?
在丛林中寻找出路
作为社会学家,我关注个人主义,这是“孤独者社会”的社会和文化基础。个人主义是一种重视个人自主性的态度。其反义词是社群主义,指的是一种将家庭、国家和民族等社区凝聚力置于个人自主性之上的态度。
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密切相关,因为它们都强调每个个体的固有自主性。这些意识形态构成了多元主义的基础,多元主义可以被视为西方现代社会的特征。20世纪初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言论描述了个人主义的特点:
“许多古老的神祇正从坟墓中升起,试图主宰我们的生活,并再次进行永恒的斗争。”一个每个人都成为神的社会,换句话说,一个以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多元主义为社会和文化基础的社会,就是现代社会。
20世纪初中期,个人主义最具影响力的论述是存在主义哲学,它审视了两次世界大战引发的社会危机中个体存在的意义。卡尔·雅斯贝尔斯、马丁·海德格尔、让-保罗·萨特和汉娜·阿伦特的哲学思想使人们重新发现了受社会危机影响的个体存在生活的意义。
阿伦特认为,“生活、行动和在这个世界上活动的人只有在能够与他人和自己交谈并相互理解时,才能体验到意义。”真正的交流以及对自我和他人的理解是人类的存在条件。
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从社会学角度分析了20世纪末的个人主义。贝克以风险社会理论家而著称。贝克所描述的风险社会指的是“晚期现代社会”,在这种社会中,金融危机、恐怖主义和气候变化等风险是社会的核心。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风险也体现在个体层面。
贝克的逻辑如下:由于晚期现代社会的出现,个体成为了独立的存在,尽管是以牺牲独立性为代价的,即他们变得依赖专家,这威胁到了他们的独立性。从社会规范的生活过渡到需要自我创造的生活,这被称为“个体化程度的增加”,是风险社会中的一个新现象。
据贝克所言,“个体必须在这片由即将消失的事物组成的丛林中找到自己的道路,通过为自己建立明确的视角。” “孤独者的社会”中的个体主义是矛盾的。它呈现了一种摆脱社区束缚的自由生活;然而,它也与必须积极构建生活意义的个体相关联。
“孤独者的社会”的趋势在20世纪以及当前的21世纪中稳步增长。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主要因素包括女性经济参与的增加、因离婚或分居导致的家庭解体、因老龄化导致的老年单身家庭增加,以及年轻一代中非婚或晚婚趋势的加强。
“孤独者的社会”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复杂多样,可能由经济条件、人口变化和个体主义等多种原因造成。诸如贫困、就业和单人家庭安全等困扰国家的问题日益增多,因此必须加以解决。
在这些问题中,我想强调社会孤独感。从青年到老年,当前孤独者社会中的一个普遍问题是社会隔离。如前所述,对一些人来说,独居是解放的。然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它却引发了孤独感。
根据“孤独者的社会”的观察者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的说法,“我们每个人都独自存在,也将独自消亡。”独居生活的孤独感加剧了社会隔离,并增加了对生命的恐惧。尽管存在隔离和恐惧,但个体主义仍在继续,尤其在年轻一代中尤为盛行。
“分别”与“共同”的生活
人们可以恰当地将上述趋势称为“我的时代”或“我主义”时代。我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和哲学,围绕着以下信念:“我是世界的中心,一切都是为我做、由我做、为我做。”它反映了“认识论的地心说”,即世界围绕着自己旋转。随着人类在21世纪的科学和技术革命中不断进步,社会变革的速度正在加快。事实上,这正在加强个体自主性的同时发生,从而创造了“我的时代”。
“我的时代”是一个以鲜明对比为特征的独特时期。它被描述为“自我发展的时代”,其中个人的职业和休闲、欲望和偏好、自尊和授权是生活中最重要的方面。不是由自己发起的任何改革或革命都是无意义的。“我的时代”的存在主义肖像重视“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为自己带来的微小但确定的幸福”、程序公正以及根据自己的条件组织人生道路。
事实上,“我的时代”指的是“孤独者的时代”。尽管这个时代在线关系丰富,但人们更习惯于离线的独居生活方式,独自进行吃饭、喝酒和看电影等活动。“我的时代”不仅仅是一个自由的时代。事实上,它在由人工智能、平台和区块链推动的数字化转型中,充满了不确定性、焦虑和频繁的愤怒感。
“我”时代的到来,意味着人类长期维持的家庭这一古老制度的衰落。人类社会中单人家庭比例的增加,正是这一趋势的明显证据。仅用单一标准来评判个体“自我”的增强和集体“家庭”的衰落是具有挑战性的。对于重视社群主义的人来说,“我”时代的弊端会首先引起他们的关注,而那些重视个人主义的人则会首先承认“我”时代的不可避免性。
在这里,我想重点谈谈对“我”时代的反思态度。独居者的生活无疑能提供自由和满足感。但同时,它也是孤独和隔绝的。因此,个人主义和社群主义是应该同时追求的价值。我们应该培养一种新的文化,让我们既能“独立”又能“共处”地生活。
此外,我还想强调在“我”时代中,国家和民间社会角色的重要性。国家和民间社会必须加强社会政策,提高社会经济生活的质量,以应对日益普遍的“独居者社会”。必须积极制定和实施针对单人家庭的政策,以满足他们在住房、就业和安全等方面的需求。
除了这些制度性挑战外,个人反应同样重要。在“我”时代,必须培养个人的反思能力,以积极构建自己生命的意义。此外,还应支持公民文化恢复受损社区联系的能力。在个人层面,培养自己的反思能力,在社会层面努力构建团结的公民文化,正变得日益重要。
我们必须积极适应当前和未来的变化。在当前的21世纪,不存在比个人的欲望、利益和价值观更重要的价值。“我们”的存在是因为“我”的存在。我相信,人类的未来取决于我们如何建立一个以“我”为起点,向“我们”发展的新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