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居民在社会和经济满意度以及幸福感方面的得分最低

城市居住人口比例从20世纪10年代的10%猛增至预计2050年的68%。这一转变意味着城市正越来越多地塑造着我们的心理生活，因此了解城市福祉变得至关重要。城市的流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丰富的社会和经济机会驱动的。

针对这一观察，心理学家及主要作者Adam Finnemann与同事一起研究了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城市的流行是否合理。换句话说，经济机会的丰富是否转化为更高的城市经济满意度？人们的财富是否导致城市社会满意度？与城市相距较远的居民相比，城市居民是否体验到更高的福祉？

来自多个城市的156,000人样本

该研究旨在通过使用来自英国生物银行的40,000至156,000名40至70岁个体的庞大样本，比较城乡地区来回答这些问题。Finnemann表示：“城市心理学中的一个核心挑战是定义城市、郊区、城郊和农村地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提出了一种基于个人与最近城市中心之间距离的新型城市化程度测量方法。该测量还考虑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距离伦敦15公里与距离利兹15公里的生活截然不同——前者仍然是城市化地区，而后者是乡村。”

城市吸引力悖论

研究发现，尽管城市居民的收入最高，但这并未转化为心理优势。相反，在高城市化地区的居民在涵盖福祉、社会满意度和经济满意度的所有八项指标上得分更差。研究人员得出结论称，这存在一个他们称之为“城市吸引力悖论”的难题，它突出了城市流行度与其居民心理状态之间的对比。

有利于已经占优势的群体

研究还发现，满意度不平等加剧，尤其是在收入和财务满意度方面，城市中心附近的满意度不平等最高。Finnemann指出：“这种社会和经济满意度不平等的增加与表明城市不成比例地惠及已经占优势的群体的理论相一致。”

最佳距离

最后，这种新型城市化程度测量方法使研究人员能够研究高度城市化地区和高度农村地区之间的影响。他们确定了五个变量的最佳距离：有意义的生活、家庭满意度、友谊满意度、孤独感和财务满意度。

Finnemann解释道：“位于城市附近但超出其边界的内陆地区显示出最高且最平等的心理满意度水平。这些最佳距离可能是由快乐的个体迁移到那里造成的，而不是这些位置本身提高了个体的福祉。因此，我们的发现并不意味着迁移到这些地区的人会在心理上受益。”

本研究由城市心理健康中心（UMH）资助。UMH是阿姆斯特丹大学最大的研究重点领域，包括3个学院：社会科学与行为科学学院、科学学院和医学院。UMH的目标是利用复杂性科学方法，为促进城市心理健康的干预措施确定新的途径。